尽管这位备受世人景仰的、地位显赫的查良镛（金庸）先生，今天是以学者、教授、博士生导师和人文学院院长的身份站在浙江大学讲坛上，但人们对他顶礼膜拜的还是他那“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加一部《越女剑》，共15部沉甸甸的作品，以及从作品中折射出的性灵之光和人格魅力。
说来惭愧，直到80年代初期，我才知道香港有个很会写武侠小说的金庸。那时金庸已是大红大紫，在整个华人圈内也颇具影响。当时，我作为一名中学教师，迫于学校的升学压力，整天围着学生转，逼得学生直不起腰来。尽管如此，金庸的小说，像是一个强大的磁场，把学生深深地吸引住了。学生背地里看得热火朝天，忘乎所以，甚至上课还要看。有时缴来学生的小说，偶尔也翻几页，那匪夷所思的情节，形象生动的人物刻画，波澜壮观的打斗场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把我迷住了。我出于“为人师表”，不敢僭越天职，只好忍痛割爱。想来觉得多么迂腐、荒唐、可笑。差一点和“金大侠”失之交臂。
真正精心静气读金庸小说是后来到了高校工作。那时时间较为充裕，我正襟危坐，一本一本地读。当时陶醉于充满正气和侠义的武林世界，焕发了一种本然的、从未有过的快慰。有人评价说，金庸最大长处在于编故事。他信笔所至，妙笔生花，左右逢源，变幻莫测，出人意料，表现出非凡的想象力和卓越的睿智，确实令人叹服。在我看来，他最大的成功在于使精彩的故事与细腻而夸张的感情刻画、心理剖析融为一体。
金庸的小说上至大学教授、内阁官员，下至贩夫走卒，人人都爱看，老少咸宜。金庸作品的读者群为何如此点多面广，他的成功来自何方？北大严家炎教授对金庸小说的根基所作的剖析，很有见地。他说：“随着金庸小说读得越多，我越是觉得自己对金庸的新文学根柢及其在小说创作中作用估计不足。事实上，五四新文学和西方文学的根柢，对于金庸武侠小说创作不是起着一般的作用，而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决定小说的思想面貌和艺术素质。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构成了金庸小说丰富的建筑材料的话，那么，五四新文学和西方近代文学的修养造就了金庸小说的内在气质。”“我们也可以说，五四新文学和西方文学的修养，就是金庸的真正‘内功’，虽然他写的是武侠小说，表面上似乎只采用传统小说的方式和语言。”
金庸事实上是运用中国新文学和西方近代文学的经验去创作武侠小说，改造武侠小说的。武侠小说到了金庸手里，真正登上了一个高峰。超越一般所谓‘雅’‘俗’之上，而进入优秀的文学殿堂。”
北师大王一川教授编写的《20世纪小说选》，把金庸列为第四；严家炎教授在北大中文系开讲“金庸小说研究”；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举办“金庸小说与20世纪中国文学”研讨会；还有人把金庸列为七大师之一。
誉高而毁至，金庸耀眼的盟主地位招致一些不满和批评不足为怪。1999年11月1日王朔先生在《中国青年报》发表题为“我看金庸”的文章，横空出世，挑战金庸。王朔这样评说：“现在那些玩情调的女人说起琼瑶都撇嘴，全改张爱玲了。金庸也一样，读的人越来越多，评价越来越高，有好事者还拉下茅盾添上他，把他列为七大师之一。”接着又说：“我得说这金庸师傅做的饭以我的口味论都算是没熟，而且选料不新鲜，什么什么都透着一股子搁坏了哈喇味儿。”
倒是南开大学两位学者陈洪和孙勇进，从学理的角度，对金庸现象和作品作了较为客观、理性的剖析。他们认为：“金庸的作品，立足于小传统，但又能从大传统、雅文化中吸取文化资源，巧妙地顺应了商业时代多层面读者的接受心理，并借助影视传媒强大的影响，从而取得惊人的接受效果。另一方面，又挟‘雅俗共赏’之余势，开始向大传统、雅文化强有力地渗透，并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认可。就本世纪末大小文化传统交融的趋势来看，金庸现象实在具有某种典范的意义。”
这场争论的广度可谓是前所未有的，但争论的深度还不够，停留在表层上的争论颇多，从学理和人文关怀的视野作深入剖析的较少；依赖玄虚的思辨的居多，从高度情境化来解读和把握文本的颇少。也许要使这场争论旷日持久地深入下去，不仅需要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还要有为文学事业殉道的献身精神。我们拭目以待。
（《金庸小说论争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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